為何社會上的爭議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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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們在文章裡討論了「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導致了現代人逐漸與真實的人類生存方式脫節,於是只能從一些「極端抽象的原則」來想像世界。他們非常關心「道德話題」,例如:移工、同性戀、寵物保護、動物保護……等話題來參與世界。而且,他們對於道德的關心,幾乎已經到了令人費解的程度。

這些「以極端的、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自豪的人們」的行為,都是經過自己認可的道德和抽象原則判斷後(當然,他們的判斷可能還是受媒體影響之後的判斷)而去行動的,而且越是大城市,這類人的數量就會越多。

所以文章的最後留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有越來越多這種『彷彿沒有在真實世界中生活過一樣,成天談論一些價值觀與理想』的人出現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做價值判斷最簡單,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生物本能」。

已故的中國作家 王小波在其遺作《思維的樂趣》中寫過這麼一段話:

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裡,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即使你只是隻公兔子,也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差別只在於你不會知道九九乘法表。這類事實說明了,一些欠缺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總是特別熱愛價值領域的討論。而且,倘若是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那還得付出一些代價;但要對別人作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

為什麼做價值判斷非常簡單?

因為從很多表面的事實出發,不需要高深的理論也能夠獲得很有道理的結論,我們甚至不需要知道事實背後的原理和機制,而且這個價值判斷的結論往往是基於判斷者本身的「感受」出發的。

如果換一個角度,對獵人來說,狼皮的價值,一定是大於兔子皮的價值。所以,在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時候,參與者的價值觀不同,那討論就會永遠沒有結果;而如果價值觀相同,那也根本就不需要討論。

這段話同時還說明了:樂於做價值判斷的人,也許往往沒有能力去了解事實背後真實的運作機制,就像兔子並不知道為什麼大灰狼要吃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和母兔子在一起就得到滿足。

 

你看,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爭論粗分為兩種:

一、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爭論;
二、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爭論。

兩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前者會有可量化的結果;而後者則沒有結果,只有無止盡的爭論。

解決方案」的爭論是「策略、選擇」上的爭論。這種爭論之所以會有結果,是因為這些方案、策略、選擇是「可以實現的」。既然可以實現,我們就能將這些選擇「量化」,可以計算出成本、時間和收益,因此有一定的標準能夠評斷選擇之間的優劣;

 

而「價值判斷」的爭論則有兩個特點:

第一、沒有最終可視化、可量化的標準,所以永遠爭論不休。

例如:「墮胎合法化」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價值判斷」的角度來做討論的話,那麼只要討論雙方的宗教信仰不同,這個問題就算吵上一萬年也不會有結論,因為這取決於「你相信什麼」,而不是「我們應該選擇甚麼,才會對大多數人都有好處」這種可以量化的選擇比較;

 

第二、關於這種價值判斷的問題,不需要是專家,任何人都可以對此表態、選邊站。

例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問題,任誰都可有自己的一套觀點,而且也總能把觀點說得圓滿(無論他能不能說服你,但總之他這一套可以說服不少人)。

那麼這類「價值判斷」的問題討論好不好?有沒有意義?需不需要我們為此花費大量的時間?

有一類人肯定會對這些問題給出肯定的答案。
對,就是「政客」和「媒體」。而且越是走民粹主義路線的政客和媒體,就越會煽動這樣的議題。

他們當然喜歡這樣的話題,因為這種話題有天生的共同參與性,可以把所有人都拉進這個討論裡,而且爭論也不會有止盡,所以他們就能不斷透過這些議題做政治動員

你看,你每天打開電視,最常被討論的話題不就是這類「意識形態爭論」或是一些「虛假、空泛的問題」嗎?

關於那些迫在眉梢,真正該集中精力與資源去解決的問題,例如:能源問題、財政問題、就業問題、基礎建設……等,全都被擱置在一旁,反而著墨於「性別友善廁所」、「台灣該獨立還是統一」之類的意識形態問題。

並不是說這類問題不該被討論,而是我們可以把這類問題改為「方案討論」,而非「價值判斷上的討論」。例如:統獨問題,我們該問的是:「如果獨立(或統一),我們會承擔什麼風險?這個風險是不是我們可以承受的?統一(或獨立)能獲得什麼好處?和我們因此的損失相比,哪個選擇更划算?

反之,如果不是討論哪個方案更有利,而是單純討論「愛不愛台灣」、「族群認同」,純粹只是在宣傳自己認可的意識形態,並相互叫囂的話,那這種討論肯定沒完沒了。

但請注意,這種討論裡並不是因為某一方不理性而產生溝通失敗。
而是因為在政治鬥爭中,這種議題太過難得,所以這種議題會永遠都有發揮的舞台,所以當議題稍有共識的時候,政客們就會想辦法打亂局面,甚至創造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問題供大家爭論因為在這個舞台上重要的不是事實(也不是選擇、方案的好壞),而是透過這類話題「打擊異己的力量」。

當然,這並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獨有現象,所有衰落的政治體系都有掉進這種「價值判斷」陷阱裡的不堪歷史。

無論是從縱向的歷史發展來看,還是橫向的從各國發展的歷史來看,其實真正能做到就事論事,只討論政策好壞,而不太著墨於價值判斷的國家與政體其實少之又少。一個國家從上到下都試圖定義出一個真實的問題,然後想辦法去解決,推進個人與公共事務的發展,其實真的是非常難得的。

因為這類公共議題的討論,除了很常掉進價值判斷的陷阱外,其實還很常會被道德給綁架。
所謂的「道德綁架」,其實就是「拿一個你不敢公然反對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你,來左右你的行為」。

這種道德綁架的極端樣式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就是那個著名的:「如果母親和女友同時掉進水裡,你要先救誰?」的問題。

你看,如果你先救女友,這就代表了「你不孝」;
但如果你先救了你媽,那就代表「你不夠愛女友」。
總之,不管你選哪個答案,都會陷你於不仁不義的窘境,這就是「道德綁架」。

這個例子或許會讓你覺得有些荒謬,那我們不妨退一步來看一個「池塘論證」好了。

澳洲哲學家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認為,考慮到現實世界上的苦難和貧窮,生活在富裕國家的人,應該持續捐款幫助窮人和飢餓的人,直到「若再捐下去,自己付出的犧牲就會跟收到捐助的人獲得的幫助一樣大」為止。而用錢來買好車、豪宅、打扮自己、吃得更好……等,都是不道德的行為,因為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在挨餓。

他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思想實驗:如果現在有一個池塘,而池塘裡正巧有一個不會游泳的孩子失足落水而在呼救,那麼你覺得自己該不該去救他?

如果你的答案是:「會!我一定會義無反顧地去救他」的話,那你就必須回答接下來的問題:
「但是去就這個孩子,可能會弄髒你身上的名牌衣服。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會救他嗎?」

如果你的答案還是「會」,那就必須回答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你願意犧牲名牌衣服而去救一個孩子,那麼你現在為什麼不省下買一件名牌衣服的錢,捐給一個快要餓死的孩子當餐費呢?」

你看,這些連環問題確實夠嗆的吧!
因為在我們的道德觀念裡,再貴的衣服也無法和一條人命相比。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選擇不救這個孩子,我們就等於要對他的死負起道德責任。

因此,彼得·辛格的結論是:「如果這套衣服價值200美元,而你卻不將這200美元捐給這世界上那些正在挨餓的孩子,那就相當於你正眼睜睜的看著孩子在池塘裡活活淹死。因此,他們的死,你也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

或許你會覺得這個結論很荒謬。
但你知道嗎,我們身邊的各種公益團體在募捐時,也是採用這種邏輯喔!

例如:如果我們每天省下一杯奶茶的錢,就能夠讓一個偏鄉的孩子吃一頓營養午餐;只要每個人貢獻一塊錢,那麼我們就能解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每天少用一張紙,那麼一年下來,我們就能拯救一座森林……等,種類極其繁多。

你看,這種邏輯看上去好像都對吧!
但實際上呢?實際上這種推論在邏輯上是很難成立的。

這種推論的邏輯是「只要我們每個人都損失一點點,那麼結合在一起之後就能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但問題是「所有社會問題基本上是無限大的」,所以,我們每個人就算把所有的一切都捐獻出去,那也還是「企圖想以有限的資源,解決無限的難題」的問題。
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資源都是有限的,而想要以有限的資源解決無窮多的目標,這本身就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所有利他行為、道德行為,其實都是有具體環境的」,而這個環境並不能夠無限上綱地放大。

以那個極端的「如果母親和女友同時掉進水裡,你要先救誰?」的問題為例,如果你真的在生活中遇到了這樣的情況,那麼你一定是會和梁你和這兩個人的關係、你的游泳能力、這兩人離你的遠近,甚至是這兩人的體重……等問題,有太多太多因素會影響你的實際決策。

換而言之,道德責任在思想實驗裡雖然可以被無限擴張,但是一旦放到了具體情況中,它就變成了「眼前的最佳選擇」為何了。

你看,一旦脫離了具體情境,任何簡單的問題都能使你陷入道德的兩難之中,而所謂的「道德綁架」,其實就是把你「從具體情境的有限道德責任,擴張成無限的道德責任」,硬生生地把你從現實生活中拽進了一個道德的理想世界裡,然後大肆地批判你。

所謂的道德,其實就是「在具體情況下做出的合理選擇」,而不該是所有維度、所有可能裡的最佳選擇集合。

這種「無限道德」的批判,也很常見於價值判斷的議題之中。
因為這類議題簡單好理解,而且方便選邊站,也容易引起他人共鳴(畢竟這就只是個人的好惡與信仰問題),所以價值判斷類的公共議題才會越來越多,越來越亂。

 

最後,想給同性婚姻議題一點建議(因為身邊有人要求我表態):

首先,先有基礎的科學理解,就是「同性戀大多都只是單純的自然生理現象」。
從這一點來看,就算你是一個異性戀,而且還是一個否定同性戀的異性戀,那麼考慮到小孩還是有可能是為一個天生的同性戀的機率,再考慮到他可能是同性戀的情況下的幸福可能,你的最佳選擇毫無疑問的就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這與信仰、價值判斷毫無瓜葛,就只是單純的機率投資而已

其次,先做好敵我的態勢判斷,看看誰是主流意見(這部分可以看看選舉時,候選人的相關政見,以及他們最後是否當選來當作參考)。
如果贊成同婚的力量強,那就繼續宣導,同時施壓各地立委,以選票來左右法案;但如果是反同婚的力量強,那就必須逐步找出他們的恐懼與容忍底線。

例如:如果反同的恐懼是「害怕自己的孩子會『忽然』變成同性戀」,那起碼有兩種方式可以減緩他們的恐懼:其一是「提供各種科學證據給他們,證明同性戀多半來自於先天生理機制」;其二或許可以是「退一步接受『同婚專法』」。

當然,我想有不少支持婚姻平權的人看到這裡就一肚子火了,但請讓我把話說完。

我當然知道「同婚專法」有歧視的意味,「民法就可以修正,為何還要另訂特別法?」
專法非但宣示了:「在形式上同性戀就是跟一般人不同」,而且專法將會造成「平等的隔離」。這就好比美國早期,黑人可以搭公車、上餐廳,但必須要坐在角落一樣。

這些我都知道,但我前面也提到了,這是在「反同婚的力量較強」時的權宜之計。

當對方的力量較強時,你該做的並不是想辦法去感化對方、招降對方,因為如果這招有用的話,那歷史上就不會發生那麼多的宗教戰爭了。畢竟說穿了,戰爭的起因就只是彼此之間的信仰不同罷了。

所以,為了弱化對方的信仰,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對方對於異己的恐懼」,用對方能接受的機會創造可實現的現實環境,並在這樣的現實環境裡用實際的數據讓對方看到「同婚合法化並不會讓同性戀的數量大幅增加,而是會穩定地維持」。

而且既然「專法」違憲,那就等周遭局勢逆轉,當「支持同婚的力量較強大」時再提出異議,把違憲的法律修正過來就好。

在討論問題時,我們應該想辦法讓自己成為「問題的解決者」,而不是固執的堅守信仰,只想當自己信仰的傳教士,做一些讓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而無視於自己究竟想達成什麼目標。

討論第一步就想要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價值觀,或是價值判斷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
也正因為如此,當社會上出現越多的「價值判斷」議題時,整個社會就會陷入停滯不前的困境,這一現象在各國的歷朝歷代都曾出現過。
所以,為了減少這種停滯現象造成的社會空轉與無謂內耗,更理想的方案或許是「把這些價值判斷轉換成『各種不同的選擇、策略與方案』,透過量化這些選擇,來決定一個方向」。

畢竟走錯並不要緊,那起碼能讓我們知道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比站在原地無止境的爭吵,讓所有人停滯不前還要好太多了!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當一個懷揣著理想,致力於實現目標的「現實的人」,而不是堅持著百分之百的理想,不肯做任何讓步與妥協的夢想家。因為那太過不切實際,而且對於目標也毫無幫助。

當一個現實的人,其實並不會與「想當一個好人」的理想有多大的衝突;但如果只是單純想當個好人,而不願意面對任何現實的話,那就非常有可能造成「好心做壞事」,造成對多數人都沒有好處,滿盤皆輸的情況發生了。

當然,對於「政客」,或是以「炒作這類議題維生的人」來說,那就另當別論了!

 

以上,就是本週的《發現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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