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般的個人意識

你好,歡迎來到《發現新視界》。

上週提到我們對任何外在事件的判斷都可以分為三個步驟:

1.被分析與判斷的「材料」:也就是「你所認知到的事實為何」;
2.
用來分析的「理論」:也就是「你觀看事實的角度、個人偏見、對事實的想像和刻板印象」;
3.
分析之後的「結論」:也就是「你對這個事實的判斷」。

而上週的內容主要在於論述我們所獲得的「材料」並不可靠,往往都是一些二手、三手,甚至是N手訊息,裡頭早已夾雜了各種主觀意識、偏見,和刻意塑造的畫面……等,想要誘導你的思考。

而在留言區裡,也有人回應說:「當你知道原本不知道的事時,自己就會選擇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程度。」(在此也感謝這位的意見回饋)

也就是說,在接收到外界的任何訊息時,我們都可以自主判斷這件事情的真偽、好壞、對錯,與重要性……等主觀屬性,而不是一味地受到外來的意見影響,做出不理智,或是非自願的判斷。

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非常正常,因為普遍來說,大部分的人都肯定一個哲學命題,即「人是擁有自由意志的生命」這件事。

但還是老話一句:「真的嗎?」

我們今天暫不討論「自由意志」這個大命題,這留到以後談到心理學與腦科學時再聊。
今天就只在傳播學的內容裡做討論,看看「我們都可以自主判斷這件事情的真偽、好壞、對錯,與重要性……等主觀屬性,而不是一味地受到外來的意見影響,做出不理智,或是非自願的判斷」這件事究竟是否真如我們所期盼的那樣操之在己。

我們不妨看看一些學者們做的研究和著作梗概:

 

一、你的認知從何而來?

傳播學家 芬克豪澤(G. Funkhouser在越戰(1955年-1975年)時期,為了探究媒體對於人們的究竟有多大,也做過一次「議程設置」實驗。

他把實驗材料分為三個層面:

1.「媒體對越戰報導的頻率、重視程度」;
2.
「民眾是如何評價越戰的重要性」;
3.
「越戰的真實情況,亦即美國實際的派兵數量」。

實驗之所以會這樣設計,是因為在真實的情況下,越戰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其實可以從美國政府的派兵總量來判斷。當派兵的數量越多時,代表前線的戰況越不樂觀,因此戰爭對於美國的整體影響更大

但結果發現,當美國真實派兵數量越少的時候,媒體對越戰的報導就越多,而民眾也就認為越戰議題非常重要,而且前方戰況激烈,死傷慘重;
但當美國政府真的增加兵源的時候,媒體對越戰的報導反而減少了,因此民眾也認為越戰議題變得不再重要,前方的戰況不再膠著。

換句話說,實驗結果表示:「人們對任何大事件(也就是那些非身邊發生的事情)的觀感與認知,其實是取決於『媒體是怎麼報導這件事』,而不是在真實的情況裡發生了什麼事。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並能夠對這個世界做出各種準確的判斷,但事實上,我們其實很難做到這件事。因為我們所認知到的世界,並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一個「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

著名的傳播學者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傳播學名著《輿論學(Public Opinion》提出了「擬態環境」這個概念,認為媒體的受眾就好比是坐在劇院最後排的聾啞人士,只是看著一群人在台上行走,看似正在彼此對話,但卻全然不知道台上在說些什麼,以至於根本看不懂現在正在上演什麼樣的戲碼。

於是,媒體此時就擁有了對於這齣戲的解說與詮釋權。
也就是說,他們掌握了「看圖說故事」或「看戲說故事」的權力,可以輕易就勾勒出一個看似真實,但卻和真相完全相悖的「虛擬世界」來給你,這就是「擬態環境」

另外,傳播學者 喬治·格伯納(George Genbner也提出過媒體影響公眾的「培養理論(Cultivation theory」。

「培養理論」的意思是:「人們看電視的時間越長,對於現實的感知就越接近媒體報導的內容。

在培養理論中,媒體的敘事會對觀眾產生兩種影響:「共鳴(resonance」和「主流化(mainstreaming」。

「共鳴」是指「一旦觀眾從電視中得到的某個印象在現實中證實之後,那麼觀眾就會對這個印象深信不疑,而電視對受眾的培養效果也會加深」;

「主流化」是指「雖然不同的觀眾可能屬於不同群體(例如:黑人與白人群體),但只要是屬於某個特定立場的媒體的重度觀眾,那麼這些觀眾之間的立場和行為的差異就會因此逐漸縮小。

各種研究都指向一個結論,那就是:

你所認知到的世界可能只是媒體有意強加給你的「擬態環境」,而不見得是真實情況。
而且,雖然你自認為自己可以判斷哪些事情為真、哪些為假,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用來判斷對錯的那些標準是在什麼時候建立的呢?」

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就是「夢境總是會從一個奇怪的地方開始,但你卻不會質疑這些起點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自己又是從何而來?一切就這麼自然地出現,自然地發生」。
我們認為自己擁有絕對客觀自主的判斷能力,但我們又要怎麼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做夢」呢?

 

二、我們其實沒有自以為的那麼理性

除了「擬態環境」和「媒體的培養」會導致人們對公眾議題的誤判外,人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各種「偏見」與「刻板印象(Stereotype」也會影響人們對議題的立場與判斷。

你或許會覺得我在胡說八道,因為自己的思考是多麽客觀、理性,怎麼可能是用偏見和刻板印象在反應。

所以,我們不妨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約翰的媽媽在工作時忽然暈倒了,被緊急送往醫院。而 約翰聞訊之後也立刻趕到了醫院看望母親。這時候,病房的門被緩緩打開,一名護士走進來後嚇了一跳,因為護士發現自己的兒子 約翰居然陪在病患的床邊。

 

好,現在問你:「約翰和護士是什麼關係?」
如果你有稍微遲疑了一下,那就表示你也被「刻板印象」給束縛了。

答案是:護士是 約翰的爸爸。

由於人們對「護士」的刻板印象都是「女性」,所以當兒子的母親躺在病床上的時候,女性的選項不見了,此時我們的腦袋會稍微困惑一下,然後才會從我們習慣的刻板印象之外尋找其他的可能答案。

「偏見」和「刻板印象」就是這麼隱晦地影響我們的所有想法。
除了這種特別設計來檢視刻板印象的問題外,我們其實很難察覺到自己對於外界的各種刻板印象,但我們卻無時無刻在使用這些偏見來做為思考的前提

這種刻板印象並不表示我們的無知或是不理性,因為這只是一種演化而來的生物本能。
就如同 康納曼在《快思慢想》中說的那樣,我們之所以習慣使用「直覺式反應」來判斷外在世界,是因為如果我們凡事都得經過深思熟慮、理性分析來做決策的話,那就太耗費時間、精力與能源了,所以我們往往不會選擇這麼一個耗費大量能源的機制。。

因此,演化的結果就是大腦選擇了一種很情緒化,依賴直覺,很會聯想,擅長編故事,能迅速對眼前的情況做出反應的系統。
但它同時很容易上當、容易誤將眼前所見當作事情的全貌、容易透過損失厭惡和樂觀偏見之類的錯覺,引導我們做出錯誤的選擇。

因為系統一往往依靠情感、經驗和記憶來做決策判斷。

這麼做的好處是能夠節省大量的「大腦耗能」,能讓人類在原始生活中快速地對眼前的危機作出反應,拔腿就跑;
但缺點是直覺處理問題的速度太快了,快到我們「甚至都還沒意識到問題本質與核心的時候就處理完了」,因此時常會讓我們被直覺給誤導。

因此,我們往往會因為各種直覺,或是過去建立的各種刻板印象來對外界的刺激與記憶進行篩選,然後篩選出那些符合直覺的記憶來印證我們對世界的刻板印象。

此外,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 哈斯特夫(Hastorf 坎特里爾(Cantril共同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裡頭描述了這樣的現象:

「普林斯頓大學與 達特茅斯大學的美式足球校隊,在季後賽碰了頭,雙方球員在這場比賽中都相當粗暴,造成彼此衝突不斷、傷痕累累。在球賽結束之後,訪問了兩校的學生,播放了該球賽的影片給他們看,並要他們判斷雙方的犯規次數。

結果幾乎雙方的所有學生都認為這場球賽『粗暴而卑鄙』,認為對方的球員先開始了這場卑鄙的遊戲。」

心理學家把我們觀察的歷程稱為「建構社會現實(construct social reality」。

所謂的「建構社會現實」指的是:

我們會根據自身過去的經驗來對眼前的事件產生各種的認知與情感,並藉此建構自認為的真實。

也就是說,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並不是來自什麼絕對客觀的標準與理性,而是我們自身的經驗。

換而言之,我們總認為自身的觀點與想法是絕對客觀、理性的,但其實那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因為在絕大多數時候,人們的反應、判斷、記憶與印象都只是透過各種刻板印象與偏見所組成的,而不是認真思考得到的。

 

三、公共議題的討論其實無法達成我們期盼的共識

好,如果說個人的情況有可能因為資訊來源過度狹隘而被媒體植入一些偏見和刻板印象,那麼進入網路時代,資訊開放、爆炸之後,公共討論變得更加便利,資訊的壟斷也將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所以人們自然也會變得更加進步、理性,想法也將不再保守、封閉。

但我想問你:「從你的經驗上來看,這些理想化的未來有發生嗎?」
還是人們非但沒有變得更開明、更有共識,想法反而變得越來越對立,各種社會衝突、立場矛盾也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呢?

我想大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不會有什麼分歧,應該是後者!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芝加哥大學的法政學者 凱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做過一項研究:

他讓兩個有不同政治傾向的地區的人們共同討論一些公眾議題。例如:「平權法案」、「氣候暖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議題,結果發現:

在討論之後,「雙方非但沒有因此找出共識或得到折衷立場,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原有立場,而且想法也變得更極端」;
而如果是立場相同討論,人們也會因為「在討論中被肯定立場,因此變得對某議題有更加堅定的想法」。


也就是說,對特定議題的團體討論非但不會如我們所願地那樣達成某些共識,反而會強化彼此的意識,讓參與討論者的立場變得更極端,左派更左,右派更右

無論是立場相同,還是立場相異,得到的結果都一樣:「人們會更相信自己原先就相信的事情,而且信仰會變得更加堅定」,唯一的差別就只是討論的過程是否愉快而已。

所以,雖然有許多人認為網路的開放性可以解放傳統媒體所造成的意識壟斷,透過接收到各種不同的訊息而變得更開明、更進步,使人們對於公共議題的想法也會變得更有共識。但事實上,結果非但沒有達成共識,反而出現越來越強的思想對立與立場壁壘。

因為在網路時代中,演算法所造成的數位分隔,也會加強這種立場的對立,將人們分開,形成各種「越討論越極端」的同溫層。

而立場相左的兩個同溫層對一個議題發聲之後,雖然討論的初衷是想讓雙方達成某種共識,但內心的真實想法卻是「對方找到自己認為的共識」,也就是「教導對方如何正確地學習自己認可的想法」,因此反而會讓討論的雙方朝光譜的兩端飛去。

而所謂的公眾議題討論,說穿了也只是不同的刻板印象在相互碰撞而已。
人們透過這種碰撞來營造出自己很開明、願意接受他人意見的假象,好讓自己更顯得理性,但事實上,立場的對立根本就沒什麼討論的空間。

因為立場的轉移多半不會來自公開討論,而是會來自個人的私下經驗。例如:讀到一些案例、一本書,或是發生一些能夠打破原有印象的現實,才有可能真的導致一個人的立場發生變化。


總結一下,雖然我們認為自己的所有想法、判斷都是來自我們的深思熟慮,但其實從開始建構判斷系統那一刻起、面對任何議題時獲得的材料、到我們透過這些東西加入任何公共議題的討論,分享自己的想法與判斷,過程其實都充斥著各種雜訊,甚至是完全虛構的情節。

例如:最近這兩天香港電影節上 黃秋生的發言的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麼樣呢?他後來的道歉發文究竟是出於自身意志呢?還是迫於無奈的「被道歉」呢?

對於支持獨立的族群來說,答案肯定是 黃秋生肯定是「被道歉」了,他的發言影片也是被剪掉了,逐字稿也被河蟹了;
而對相悖立場的族群來說,這類報導的內容根本就是在看圖說故事,逕自將自身的願望與理想強加到他人身上來虛構現實。

畢竟,只要你手裡拿著錘子,那麼你看什麼東西都會像是釘子。

那真實情況到底是怎麼樣呢?答案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但只要當事人的答案不屬於自己的期望,那麼就算當事人怎麼辯駁,對特定立場者來說都會像是非自願的謊言。

如同前面說到的那樣:

在絕大多數時候,人們的反應、判斷、記憶與印象都只是透過各種刻板印象與偏見所組成的,而不是認真思考得到的。
而所謂的議題討論,不過就是相對的各種偏見與刻板印象的碰撞,無法得出什麼理性的結論。

 

以上,就是本週的《發現新視界》。
我們下週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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