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你思維底線的七道題

你好,歡迎來到《發現新視界》。

本週要來挑戰一下大家的思考底線,過程中如果造成你的任何不適,還請大家見諒。

我們每天都能夠在網路上、在報紙裡、在新聞中或看到,或聽到諸多名嘴、社會評論家、知識份子、大學教授、政治人物在針貶時事。

其中當然有基於客觀事實,透過嚴謹推論而得出結果的論議;

但也有像 吳豪人的《拔了「大小姐」的癮頭》那樣,全篇盡是個人主觀感受,毫無任何立論基礎的文章(這裡轉述 胡采蘋姐姐的評論:「這種文章真的非常可怕,各種誅心,魏晉南北朝式人品個性評論沉溺,對於社會進步毫無助益,恣意的評論標準任何人抓出來都可以唯心撻伐一番,廢極。」)。

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著論人都有一個共通的特徵,那就是「認為自己站在真理的制高點上,並且認為自己絕對正義、公平、理性、客觀」。

正因此,無論是廢死立場也好、反廢死立場也罷;支持婚姻平權也好,反同婚姻也罷;台獨也好,統一也罷;市場經濟至上也好,勞權至上也罷;左派也好,右派也罷……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但無論是哪一個立場的擁護者,都會覺得自己才是對的,而對方都在胡說八道。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稍微來挑戰一下「你到底有多獨立?多理性?多客觀?」

 

首先是問題一:「你認為的真理從何而來?

在動物行為學裡有個著名的實驗,這個實驗是這樣的:

實驗人員把五隻猴子被關在一個大籠子裡,籠裡放了一個梯子,籠頂掛了一串香蕉,猴子必須要爬上梯子才能搆得到香蕉。然後實驗人員還在籠子外設置了一支強力水柱,只要有猴子靠近梯子,水柱就會立刻往猴子們噴去,噴得猴子們吱吱亂叫。

被噴了幾次之後,猴子們學乖了,便不再靠近梯子,就算是把強力水柱關掉後也不敢靠近。

這時候,實驗人員開始把舊猴子一號抓出籠子,換成新猴子六號進來。

新猴子六號一進來看到了香蕉便興奮地向梯子跑去,但才向前兩步,就被剩下四隻舊猴子拖回來打得鼻青臉腫,以往幾次便不敢再靠近梯子。
接著實驗人員又繼續把二號猴子換成七號猴子,依舊還是上演了全武行的戲碼。

往返幾次之後,裡頭已經都換成了新猴子,但卻再也沒見過有哪隻猴子再敢靠近梯子。

這個實驗的重點是:
這批新猴子從沒被水柱噴過,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能」靠近那梯子,但對他們而言就是有這麼一個「規矩」

從這一點來看,如果你的「真理」是來自於「傳統」,那麼你就得繼續追問下去:「傳統又是從何而來?為何而立?

例如:反同婚陣營的主要論點之一是「一夫一妻制」傳統。
但這個傳統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其實是「工業時代」下的產物,因為機械大量取代了農業時代的勞動力,人們不再需要,也無法負擔那麼大的家族成員,於是才逐漸發展為「一夫一妻制」。
換句話說,若真的要談傳統,那麼「一夫多妻制」更稱得上傳統,而且還更符合人類物種的天性。

再例如:「隱私權」在今天被視為一種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利,是每個人天生就被賦予的。
但其實「隱私權」是在1965年才「被發明」出來的,為的是推動「避孕技術的普及」,繞過美國當時的「禁止避孕」法規而被創造出來的。

又例如:「正義」在今天被視為一種社會應該遵守的超然原則,具有一種能使被煽動者熱淚盈匡的神聖性。
但如果你回頭看正義的歷史,就會發現正義的本質其實是「社會運作的效率標準(可參考《正義,也是要考慮成本的!》閱讀)」;
而那些具有難以言喻的神聖性的正義,多半都是一些哲學家們的腦補,而後被野心家們轉化為達成目標的工具

所以,你的「真理」到底是建構在什麼之上呢?

 

問題二:「你覺得你的思考有多獨立?」

相信大家多少都聽過1956年時,心理學家 索羅門·艾希(Solomon Asch所做的「從眾實驗(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

實驗的梗概是:「當周遭的人都搶先自己說出了一個錯誤答案時,人們也有很大的機率會改變自己的答案,順從眾人的答案回答。

簡而言之,就是「隨波逐流」。

但你可能不知道這個實驗其實還有進階版,那就是在2003年時,艾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神經科學家 伯恩斯(Gregory Burns加入了MRI技術重做了 艾希的實驗,想看看人們在「從眾」答出那個非自己所想的答案的時候,大腦中的變化是如何?

當然,實驗過程都和 艾希的一樣,受試者在單獨受訪時都能回答出正確答案,但是如果受到大量誤導的時候,也會發生「從眾行為」,跟著回答錯誤的答案。

伯恩斯原本以為:這些受試者們在做出「錯誤回答」的時候是「有意識的決定」。

也就是「自己看到了正確的圖像」,但是「意識上決定跟隨多數人的意見」,所以這時候應該是「負責組織計劃和處理問題」的「前腦」會有顯著的活動跡象。

但實驗結果卻非如此。

實驗顯示:「當受試者決定違背自己的看法,投身多數人意見的陣營時,大腦中最活躍的區塊是『負責空間辨識與知覺認知』的『右腦頂內溝』。」

也就是說:「多數人的意見並不僅是在表面上牽制了我們的判斷與表達,而且還根本地改變了我們的底層想法!

好,那問題來了:

當你每天都看到同類型的情緒與文章,整個社會的輿論都以某種觀點、立場向你鋪天蓋地而來時,你真的能確定你現在擁有的想法就真的是你最初所想的那樣嗎?還是說,那根本就是社會大眾強灌給你的?

 

問題三:「你認為道德是什麼?」

我們在指責彼此行為的時候,都是基於「對方違反了道德」這個原則出發的。
但是「道德」究竟是什麼呢?有人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句話對嗎?

答案是:不對。
因為「道德」和「法律」是兩個不同的集合,彼此僅是「交集」的關係
例如:騎車不戴安全帽違反法律,但並不違反道德;
而違反道德卻不違法的事例就更多了,比方說未婚時的劈腿行為。

而且「道德」本身還有地域性的限制、文化限制,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原則約束。
例如:回教世界的道德就和基督教的道德有所不同;東方道德也和西方道德有相悖之處。

那麼有沒有哪一條「道德」是所有文化、所有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願意遵守的原則呢?
有的,那就是 孔子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所謂的「最低限度的道德」。

換句話說,「唯有當對方所做的行為是連他自己都不願意忍受的時候」,我們才能夠用這條普遍性原則來指責他。
至於其他道德原則,都具有一定的偏頗性、地域性、主觀性,和文化侷限,因此不能作為普世的評斷原則。

但請你再試想一個思想實驗,假設你是一個極度厭世的人,並且已經決定好了要告別這個世界,去黃泉的彼岸看看。
但現在苦於不知道要以哪種死法離去,才能夠最沒有痛苦、最不會求死不能,所以你決定一邊思索這個問題,一邊在紙上留下你對這個世界的一些感慨(也就是俗稱的「遺書」)。

你寫著寫著,忽然抬頭發現對面有一個不知道未來該叫他學長還是同梯的男子,正坐在頂樓的圍牆上,一邊哭泣一邊大口灌下手上的那瓶威士忌。這時候,你的直覺告訴你,這個人十有八九是想灌醉自己後再跳樓,所以你立刻拿起你的手機,報警。

你看,一般來說,一個想自殺的人最需要的其實是「別人的幫忙」,無論是聆聽、開導也好,或是氣墊床在下面「避免緊急危難」也好,都是一種幫忙。而基於「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則」來說,我們如果不希望自己在需要幫助的時候,他人卻是冷眼旁觀,那麼我們就該在他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

但這個原則對現在的你來說偏偏又不適用,因為會產生矛盾。
因為矛盾的地方在於「你也是一個想自殺的人」,只是你只走到了寫遺書的階段,還沒到頂樓圍牆上喝酒。

那麼依照剛剛的那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原則,對你而言就應該寫成「在我真心想自殺的時候,我也不希望有人來打擾我的好事」,所以從現在的你的角度出發,你其實是不該打這通電話報警救人的。

好,那問題又來了,如果按照一般的情況來說「你應該要打電話報警」,但依照你的立場出發,你又「不該打電話報警」,所以你到底是打電話好?還是不打電話好?

另外,由於一個會因情況不同而產生矛盾的原則就稱不上「最低限度的原則」。
所以,我們其實是找不到一個「具有普世意義的最低道德原則的」。
那麼我們又要如何以「道德共識」來評斷是非呢?

又或者說,我們評斷是非的標準,說穿了也不過就是我們的「個人感受」而已嗎

 

問題四:「敵與我真的如此壁壘分明嗎?」

我們在《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那篇文章中說過:「就算人與人之間其實沒多大差別,但只要在偶然的情況下,或是刻意的人為分化下,人與人之間就能夠形成『我族』與『他族』之別,進而變成敵對關係。

你是不是會覺得「我是一個有理性、有思考能力的人,不是那篇文章裡的那種人」?
但其實當你這麼說的時候,你就已經掉入了這種「我族、他族」的陷阱裡了,而且你可能也想不到這個陷阱的發動條件有多麽簡單。

1954年的夏天,心理學家 穆札法·謝里夫(Muzafar Sherif說服了22對勞工階級的父母,請他們把自己12歲的男孩們交給他帶三週,讓他帶這22名小男孩參加在奧克拉荷馬州 羅伯斯山洞(Robbers Cave)舉辦的夏令營。

謝里夫將男孩們分成了兩組,每組11人,分兩梯次帶往營地,讓他們各據一方,彼此並不曉得對方的存在,以為這個營地只有自己一個團體。

很快的,在第一週的時間裡,這兩個小團體開始在自己營地的附近標示領地,有了自己的規定、歌曲、儀式、口號、特殊的「身份認同」,並推舉出自家團體的領袖。

一隊自稱為是「響尾蛇」,團隊精神是「響尾蛇隊很勇敢,永不哭泣」;
另一隊自稱「老鷹」,團隊精神是「老鷹隊永遠不講髒話」。

但在第二週的時候,響尾蛇隊在自認為的領地邊疆(其實是共用的游泳池與棒球場,只是因為 謝里夫的刻意安排,所以雙方並沒有在同一時間使用這些地方)發現了一些用過的紙杯(其實是他們自己忘了帶走),懷疑有人「侵犯了自己的領地」,讓他們感到一種「被侵犯」的不愉快。

直到最後,他們在 謝里夫的安排下,碰到了正在使用棒球場的老鷹隊。
這個發現讓響尾蛇隊大為惱火,要求 謝里夫與營隊輔導員為他們主持公道,證明他們才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於是,謝里夫讓響尾蛇隊和老鷹隊進行為期一週的體育與露營技能競賽,贏的隊伍就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但從這個時候開始,雙方的敵對意識就加劇了。
他們在所有競爭性質的活動上都變得更加積極投入,也變得更有效率。

在這種情緒的催化之下,雙方的「部落行為」大幅增加。
雙方都在競爭的地盤上插上自己的隊旗,但對方也往往會破壞自己的隊旗。
除此之外,還會偷偷破壞彼此的床鋪、互相叫囂辱罵、在輔導員沒注意的情況下大打出手。

你看,短短的幾天,一個簡單的「營隊實驗」就讓原來彼此陌生,單純的小男孩形成了團體意識,認為「自己屬於這個團體,敵視那個團體」。

但你仔細看,無論是響尾蛇隊也好,老鷹隊也好,他們是天生同屬一個團體嗎?還是後天「虛構出來,並自我賦予脈絡的團體」?
對,他們其實是後天的團體,而且還是根本沒來由的,只是因為 謝里夫的隨機分配就形成了兩個互相敵視的團體了。

而在第三週的時間裡 謝里夫的實驗團隊刻意堵住了營地的水管,並跟兩邊的孩子們說明情況,要求兩邊同心協力檢查水管,排除這個困難。

當然,兩邊都有些小孩趁機溜出去摸魚、抓蟲、抓蜥蜴,但輔導員發現這些溜掉的孩子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而且由於水管問題需要雙方的共同合作,所以飯桌上的爭執就逐漸消失了,雙方也達成了停戰協定。

下一步,研究團隊又告訴孩子們要到60英里外的一個湖泊露營。
但在半路上研究人員又謊稱車子拋錨了,需要大家一起下來推車。

在經過這兩個需要合作的是事件之後,等車子一抵達湖邊,兩邊早已不分什麼老鷹隊和響尾蛇隊了,全都和樂融融地玩在一起,在湖邊打起了水仗,晚上還一起烤棉花糖來吃。

從這個實驗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首先是人是一種群居動物,而群居動物的特點就是「對內團結,對外仇視」。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為了維持內部的團結,人們是會刻意地對外仇視的

其次是人在尋找自己所屬的部落、群體時,其實並不存在什麼「客觀、不變的標準」
因為人能夠找到各種理由去區分「我們」和「他們」

打個比方來說,如果你隨機給上述這兩群孩子發放藍色跟綠色的T恤的話,那麼他們也會很快分成「藍黨」和「綠黨」。
但在面對需要同進退的困難時,身上的色彩又會立刻變得不重要。

從這一點來看,勞資雙方、統獨兩造、左右派別……等,這些陣營之間的區別,真有如此明顯嗎?還是那只是被刻意劃出的仇視界線?

 

問題五:「你有多客觀?」

1954年,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 哈斯特夫(Hastorf坎特里爾(Cantril共同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裡頭描述了這樣的現象:

「普林斯頓大學與 達特茅斯大學的美式足球校隊,在季後賽碰了頭,雙方球員在這場比賽中都相當粗暴,造成彼此衝突不斷、傷痕累累。

在球賽結束之後,訪問了兩校的學生,播放了該球賽的影片給他們看,並要他們判斷雙方的犯規次數。

幾乎所有普林斯頓的學生都認為這場球賽『粗暴而卑鄙』,認為對方的球員先開始了這場卑鄙的遊戲;

但達特茅斯的學生則認為雙方的責任相當,球賽雖然粗暴,但是公平而光明正大。

同時,普林斯頓學生認為對手犯規次數是自己兩倍,但是 達特茅斯的學生則認為雙方犯規次數差不多。」

心理學家把我們觀察的歷程稱為「建構社會現實(construct social reality」。

所謂的「建構社會現實」指的是:

我們會根據自身過去的經驗,對眼前的事件產生各自的認知與情感,並藉此建構各自的真實。

也就是說,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並不是來自於一個絕對客觀的標準,而是我們自身的經驗。

由於我們都是根據各自的經驗來建構自身所看到的「真實」,因此難免會出錯,心理學家提出了幾種常見的歸因謬誤,最常見的,便是由心理學家 李·羅斯(Lee Ross1977年所提出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這種謬誤的意思是:「在判斷某個人做出某件事情時,人們往往會高估性格因素的影響,而低估了環境的影響力」。
尤其是在評判他人的事件時,這種歸因謬誤就變得更加常見。

例如:

如果你今天上班遲到了,那麼你很有可能會跟上司解釋說:「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為 鬧鐘沒響、剛好塞車、 捷運剛好故障……等」,外在的「環境因素」。

但是,一旦今天是你的同事或下屬遲到,你可能會批評他說:「從這件小事,就能看出你這個人的工作態度!這些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都是因為你做事不周延、不負責、不認真……等」,都是從內在的「個人特質」上來判斷對方。

但你看,我們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往往是把原因「向外推」,歸咎到環境因素上。

那怎麼我們在質疑他人的時候,卻總是能夠理直氣壯地指責他人就是從根本上腐爛掉的罪惡呢?

這是因為我們在思考自身的問題時,基本上都會採用「自利偏誤(self-serving bias」,也就是:「好事的發生都是因為我夠努力(內在歸因),壞事的發生都是運氣不好(外在歸因)。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你真的覺得你的想法很客觀嗎?
還是說「客觀只是你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

 

問題六:「你看到的就真的是事實嗎?」

心理學家們做過這麼一個關於「街頭抗議」的實驗,他們讓一群「反對墮胎的人們」看了一段「支持墮胎的抗議者們」在醫院前面舉行的抗議活動的警民衝突畫面,接著問這些「反對墮胎的人們」一個問題:

「這群支持墮胎的抗議群眾,有沒有擋住醫院門口,擋住其他民眾前往醫院就醫?」

對於「反對墮胎的人們」來說,認為「阻礙其他病患就醫」的比例是75%
但同樣的影片,如果拿給同樣「支持墮胎的人們看」,認為「阻礙其他病患就醫」的比例就只剩下25%

但如果將同一支警民衝突的影片播放給「支持同性戀權益的正反方」來看,問他們「支持同性戀」的抗議方有沒有阻礙到擋住其他民眾前往醫院就醫?

結果也是一樣,對同樣支持同性戀權益的族群來說,大約有40%認為醫院門口被抗議民眾擋住了;
但對反對同性戀權益的族群而言,同樣的一批人卻是有75%擋住了醫院門口,大大地阻礙了其他民眾前往就醫。

這個實驗要告訴我們的是:就算是同樣的場景,只要你的立場不同,那麼你就會看見截然不同的畫面。

如果我們只是對一個議題有不同的見解,那麼在討論的時候雖然難免會有價值衝突所造成的不愉快,但是大多數還是能多少體諒一下對方的意見,反思一下對方的觀點與立場,畢竟那只是自己無法窺探的個人經歷與內心世界。

但是,如果對方質疑的是你「看到的畫面」,也就是你所「認可的現實」被對方質疑的話,那麼這個時候就會很難維持理性了。
但是,前面的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就算是你看見的『事實』,也未必就真是事實。

因為我們「能看見什麼,取決於我們站在什麼立場」。

從這個實驗來看,你真的能確定你看到的、認為的一切,就真的是你所以為的那樣嗎

 

問題七:「你真的覺得你很理性嗎?」

關於這個問題的範例,我想應該有很多人都聽過了,起碼比起前面的諸多例子而言,算是相對熱門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的:

現在你正在參加一個猜獎遊戲,你的眼前有ABC三扇關起來的門,而其中一扇的後面有一輛汽車或者是獎品,選中後面有車的那扇門就可以贏得該汽車或獎品,但是另外兩扇門後面則沒有任何東西。

而在你選擇了其中一扇門(假設是A)後,遊戲的主持人因為知道門後的實際情形,所以就開啟了剩下兩扇門(BC)中空無一物的那一扇,我們假設是C門好了。在打開了確定空無一物的C門給你看之後,主持人問了你一個問題:

現在你知道C門後面是空的,但現在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從A門換成B門,你要不要換?

這個問題就是著名的「蒙提霍爾問題(Monty Hall problem」。
這個問題的結論是:「換選擇之後的勝率會加倍」。

但是這個答案在當時卻引起了眾多美國數學家的反彈,其中還包括20世紀最重要的數學家之一 保羅·艾狄胥(Paul Erdős,以及92%的節目觀眾的來信反彈,當時甚至連美國政府都寫信給解題者,同時也是當時金氏世界紀錄所認定擁有最高智商的人類 瑪麗蓮(Marilyn v. Savant,說:

如果你是對的,那我們國家就慘了!

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只要你動手畫畫樹枝圖就知道結果了,不信你動手畫畫看,真的很簡單。

但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卻會被這麼多人否定,而且其中還不乏有數學家呢?

原因在於「這個問題只比直覺運算難一點,但卻又比真正複雜的問題簡單許多」。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介於簡單與複雜之間,能夠誘使我們通過直覺得出簡單答案的問題」。

就如同心理學家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的《快思慢想》裡所說的那樣:

『直覺反應』很情緒化,依賴瞬間反應,很會聯想,擅長編故事,能迅速對眼前的情況做出反應。但它同時也很容易上當、容易誤將眼前所見當作事情的全貌、容易透過損失厭惡和樂觀偏見之類的錯覺,引導我們做出錯誤的選擇。

所以,問題就來了:

你針對某個議題的信念,究竟是來自於『快思直覺』的系統一?還是來自於『慢思邏輯』的系統二呢?

你不用說,我知道你十有八九會認為自己是用「慢思邏輯」的系統二在思考問題,但我想問的是:「你究竟是怎麼知道的呢?」

看完以上的七個問題之後,我想問你的問題是:「你為什麼認為你以為的事情就你以為的呢?

今天內容的核心就在於:「希望你能夠在思考問題時,極力地質疑自己的獨立性、客觀性,並評估自己的理性。同時也要質疑自己所認同的真理究竟從何而來?為何而立?並檢視自己是否早深陷一種既定的敵我對立的立場思考與論述而不自知?

質疑自己,質疑自身選擇的立場,才是我們釐清事實,碰觸真實世界的第一步。
因為我們其實遠沒有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客觀、獨立」

 

以上,就是本週的《發現新視界》。
我們下週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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