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悖論

你好,歡迎來到《發現新視界》。

本週要跟大家聊的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正義」。

當然,這個話題如果真要談個徹底的話,寫個幾十萬字是沒什麼問題的。
可以談得出世一點、理想一點,也可以談得哲學一點。

但因為篇幅有限,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話題談得入世一點、貼近生活一點。

我們從一個惡名昭彰的歷史人物來聊這個話題,就是我們這篇文章的封面人物 -「羅伯斯比爾」。

說到這個幾乎和「恐怖政治」劃上等號的名字,大家應該不陌生。
在中學的歷史課本裡,他被提到的全是他的殺人事蹟,彷彿他對殺人的執著已經到了瘋狂、變態的程度。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羅伯斯比爾並非一開始就是個殘暴的殺人狂魔。
相反的,他其實是個成績優異、心地善良、為民喉舌,對公共事務熱心參與的社運份子。

我們不妨來看看他的政治主張,羅伯斯比爾的政治主張有:

支持男性公民投票權、反對國王專制的否決權、主張廢除奴隸制度、反對新聞審查制度、主張權利平等、主張對基本食品實施價格管制,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對任何可能破壞自由的事物提出抗議,無論是上街遊行還是在報紙上發表言論……等。

你看,如果 羅伯斯比爾穿越時空來到現代,他絕對是個意見領袖、公共知識份子,和社會運動的旗手。

雖然 羅伯斯比爾是以殺人魔的形象被定格在歷史上,但除了上面的那些政治主張外,你可能沒想到他還曾經是個「強烈反對死刑的人」。

羅伯斯比爾是個法律出身的知識份子,曾經擔任過律師與法官。
他的同事回憶說:「在 羅伯斯比爾第一次做出死刑判決,要在那紙判決書上簽字的時候,內心的糾結與困難比我還大得多。」
而 羅伯斯比爾的妹妹也曾寫到:「哥哥那天回到家裡之後,仍為了那份判決而傷心、痛苦。接連的兩天裡,他什麼都吃不下。」

當時 羅伯斯比爾說:「一想到那斷頭台上流淌著多少無辜者的鮮血,我就聽見心裡有一個強烈的聲音在對我呼喊:『我們應該要永遠捨棄那種僅根據假設與推論,就將人置於死地的野蠻判決!』」

就算到了法國大革命之後,他依舊是這種觀點。

1791年的制憲會議時,他在一次公開演說中要求「廢除死刑」。
他說:「在文明社會中,死刑是以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對付一個人的一種謀殺。」

好,那問題來了。
這樣的一個人道主義者到底是怎麼變成殺人魔的?

一開始的理由,當然是因為「革命」。
1789年的714號,巴士底獄被群眾攻陷,當時包括典獄長在內,許多無辜的人被民眾處死。

那這個時期還是一個主張寬容、廢死的 羅伯斯比爾怎麼看待這件事呢?
他說:「雖然流了一點血,但是民眾畢竟因此獲得了自由啊!」

你看,這背後的邏輯是「只要目的是正義的,那麼縱使有些人死於無辜也沒有關係。因為這是革命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但是,當這套邏輯一旦被確定,殺人的行動就停不住了。
尤其是1792年的那場「九月屠殺」,上千個無辜的人因為一個謠言而被處死。
這時候,開始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出現了。認為雖然革命免不了犧牲,但總不能因此濫殺無辜啊!

那 羅伯斯比爾怎麼說?
他說:「如果現在人民的舉動是非法的,那我們之前的所作所為又算什麼呢?摧毀巴士底獄、罷黜國王、處死貴族,哪一件事不是非法的?從革命開始到現在,有哪幾件事是合法的?難道自由本身也是非法的嗎?」

你看,這時候背後的殺人邏輯又被升級了。
原先是「為了正義,犧牲在所難免」,而到這個時候則升級成「殺人是革命的一部份,所有人都是共犯。如果沒有這種暴力,革命就無法實現。」

換句話說,為了革命,所有的非法行動都將被合理化。
而殺人、隨意殺人,甚至濫殺無辜也都是合理的。

而這之後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1793121日,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
隨後沒多久,主持審判和處決國王的「吉倫特派」就因為政治傾向太溫和軟弱而被推翻,吉倫特派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吉倫特派其中一位領袖,著名的 羅蘭夫人就是在被送上斷頭台時,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隨後主政的雅各賓派,更像是殺紅了眼一樣,天天在巴黎的協和廣場上公開處決人。
這時候的處決沒有偵查庭、無需證據、不容辯護、沒有罪別,一旦到了法官面前,全看法官心證。
而判決也只有兩種:「無罪釋放」和「處死」。

雅各賓派的三巨頭 羅伯斯比爾、馬拉和丹東之間,也是水火不容。
馬拉被刺客所殺,丹東則是因為在某些問題上主張寬容,主張「要愛惜人類的鮮血」,所以就被 羅伯斯比爾送上的斷頭台。

劍橋大學的歷史系教授 阿克頓勳爵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歷史上的 丹東總會輸給歷史上的 羅伯斯比爾」。
也就是說「激進者只要還留有一絲底線,那你就總會輸給那些比你更激進、更沒有底線的人!

直到 丹東被處死四個月後的那場「熱月政變」推翻了雅各賓派,處死了 羅伯斯比爾,終結了這場恐怖政治為止,羅伯斯比爾就這樣一路從最早主張寬容,主張廢死的人道主義者、覺醒青年,漸漸變成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殺人魔之一。

看到這裡,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之所以會跟大家說這個故事,主要是想說:「不要迷信極端的正義與理想!」

我們「開卷有益」的專欄裡曾經介紹過一本《大問哉:為何常識會說謊?》。
書裡把「道德」這件事區分成「義務論」和「結果論」。

「義務論」是用行為的「正當性」來判斷對錯;
而「結果論」是用行為的「結果」來判斷對錯。

羅伯斯比爾之所以會從人道主義者一路變成殺人魔,就是因為信奉了後者那種「正義的結果論」。相信「只要目的、結果是好的,那麼中間的些許瑕疵也是可以被容忍的」。

那你說:「好,既然『結果論』有危險的可能,那我們改以『義務論」為之就好!」

但你仔細去看一下「義務論」的定義就會發現,如果我們真的奉行這種原則的話,那我們只能留在原地嚷嚷,大聲疾呼我們應該如何如何,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作為。

「結果論」可以造就一群殺人魔;「義務論」則無所作為,這就是「正義悖論」。

今天並不是要告訴大家什麼「定論」,而是希望透過上面的故事告訴大家:

我們信以為真的那些信念,並非是那般堅固、那般無可動搖的。我們沒有我們自認為的那麼理性,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良善。

當我們過度沈浸在那些苦難的記憶、過度迷信崇高的理想時,我們就可能會因此變得越來越不理性,越來越主觀。

因為人類是一種會「自我因循」的動物,總是會以過去的行為作為參考。

那些因一時情緒進行的行為,並不會因為雨過天青而改變。
反而會因為「自我因循」的天性,不自覺地持續那些不是自己原來想要的行為。

而這種行為也會因為多次重複而變成新的習慣。

人們會為這種新習慣下一個更加廣泛的定義來辯護行為的正當性,以掩蓋這其實是個有偏見的價值觀的這項事實。
一旦發生了這種自我證明,一個錯誤的心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而故事也有了錯誤的開始。

 

以上,就是本週的《發現新視界》。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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