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總選不出一個好的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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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專欄每週都會挑一個問題、一個事件,或一個現象來分析與解釋,而且可能會從你從來沒想過的角度來切入。
我們並沒有要你完全接受這個專欄裡的看法,只是希望你能從這個專欄得到「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法」。

本週的核心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總選不出一個好的執政者?」

絕大多數的人在選舉投票前,都會對各自青睞的候選人抱有極高的想像與期望。
但是當這些候選人真的上台執政之後,選民們的感受通常卻是「失望」。

為什麼總是會出現這種「希望與失望的反差」呢?
是因為「候選人們都是政客、都是騙子,都是運用話術在騙選票的野心家」?
還是背後有其他「必然會造成這種反差的邏輯」呢?

今天要說的就是後面這種「必然會造成這種反差的邏輯」的情況。
但同樣的,我還是會迂迴一點,透過其他概念來分析這個現象。

我們從一個大家多少都聽過的小故事出發。
這個故事的大意是說:

「某個家族在幾十年前其實過得非常的貧苦,但經歷了各種磨難後,變成了現在這樣家大業大的豪門,然後家裡人才輩出,生意也越做越大。」

對,故事就這麼簡單。
而這個故事和我們今天要說的內容有什麼關係呢?

是這樣的,因為我每每聽到類似這種故事的時候,都會想問:「那為什麼是他的家族興盛,而不是我的家族興盛呢?」

這個問題,可能的回答有三種:

一、「因果報應論」:也就是說他的祖輩可能在以前做過什麼好事,積了很多功德,所以反過來庇蔭這些後代;

二、「目的論」:他家過去之所以過得如此艱難,其實是上天給他們的磨練,也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概念。如果沒有當年的辛苦,就沒有現在的幸福;

三、「演化論」:人無法靠一己之力左右時代與大環境。
他的家族過去之所以不好,只是因為他的家族基因,或是家族文化不適合過去那個時代;
現代之所以能夠過得很好,只是那些先天條件剛好符合現在這個時代,純屬偶然,不存在特殊的安排。

前兩種回答相當常見,甚至可以說我們就是受這種想法薰陶長大的。
而第三種回答比較少見,因為第三種回答主張:
「上天並沒有決定任何東西,既沒有磨練你,也沒有回報你。一切的成功與失敗,都只是運氣與努力交互作用的結果。」

這邊要引述英國作家 Matt Ridley 的著作 -《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How New Ideas Emerge》裡頭關於「演化論」的觀點。
從這種「演化論」的觀點出發,有三種概念能夠幫助我們回答上述的問題:

1.「沒有目標的世界觀」:

關於生物的演化,大家多少都聽過「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這個概念,彷彿是在暗示著「演化有一個方向、一個終極目標」。

但其實從微觀上來說,演化是沒有方向也沒有目標的。
每個生物在傳宗接代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明確目的。

就算你想讓後代變得更高級、更複雜也辦不到,因為基因的變異是隨機的,只是在變異之後等待環境的選擇與汰換。

而環境本身也沒有目的。
環境不是為了「培養」或「選拔」出什麼物種而變成那個樣子,環境只是自顧自的變化,然後冷漠地看著各個物種在這世上生長、競爭,與衰亡。
當環境劇烈變化時,就可能造成物種大規模的滅絕;當環境變得宜人,就可能興起一波物種大爆發。

也就是說,對這個世界而言,有沒有生命無所謂、有沒有你也無所謂,因為這只是一場遊戲,一場沒有目的,也沒有終點的遊戲。

2.「不需要設計的社會觀」:

當我們觀察自然界的時候,總不免會有「鬼斧神工」的讚嘆。
由於大從日月星辰、四季潮汐;小至人的眼睛、消化系統,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存在都太不可思議、太精巧了,以至於讓某些人不願相信這些東西是「隨機演化出來的」。

他們更願意相信「是一個精通設計的造物主創造了這一切」,也就是「設計論」的觀點。
但生物學的研究發現,這些精巧的系統都能在其他生物上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甚至是一些「原型」。
就好像上一代的產品一樣,這些「原型」可能沒這麼複雜,功能也低了一階,但也是能夠發揮作用。

不僅自然界如此,其實人類社會也是如此。
例如 亞當・斯密就曾在《道德人性論》裡問過:「道德從何而來?難道是哪個古代聖賢設計好,然後教導人們執行的嗎?」

當然不是。其實道德也是演化而來的,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慢慢磨合出來的一套約定俗成。
而這套「世俗行為的規範」,也不斷隨著時間在演變,只是因為變化緩慢,所以往往難以在當下發現。

比方說「戀童」,在一百年前,一個男人娶了一個未成年的女孩是可以被社會接受的,但「同性戀」卻不為世所容。
而今天的道德觀卻剛好反了過來,我們能接受同性戀,但會指責戀童行為。

這兩種全然不同的道德標準,哪個對?哪個錯?

其實並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只是看「道德」在那個階段演變到什麼程度而已。
同樣的,語言、文化、法律……等,也都是這種「從下而上」的演化結果,沒有動機、沒有方向,也沒有目的。

3.「價值觀:自然演化出來的東西,往往會比設計出來的東西好」:

因為我們能夠自己計劃、設計、決定、執行、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所以我們也總是習慣用這種「由上而下」的安排、規定、設計思維來看待世界,而不是用「演化的角度」的理解問題。

但如果不用演化思想,經濟學裡有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例如「人類社會為什麼會越發展越好?」

比方說耕種土地,一定是那些最容易耕種、產量最高的地方會優先被人們開墾。
而當好地方都被佔據了,若要再開荒,就只能是那些產量低、比較貧瘠,難以開墾的地方。

所以說,根據這種「邊際效益遞減」的原理,土地會越來越不好耕種、糧食越來越不容易生產、工作會越來越不好做、經濟也不會出現增長,人類也就不可能越發展越好才對。

「勞動分工」和「比較優勢」確實能讓效率提高一點,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
但現實的狀況是什麼呢?就是「過去幾百年間,人類的經濟水平不斷上漲。」

後來近代著名的經濟學家 熊彼得 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是「創新帶來了增長」。
企業家們不僅僅是在剝削工人和組織生產,他們最大的作用是「冒險與創新」,大膽嘗試新東西、發明新技術。

而這種創新是從何而來的呢?是「演化」出來的。
創新從來都是「自下而上產生」、自發性的演化結果。

例如「市場經濟」就是一個演化系統。
因為市場機制講求的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演化,但政府的機制則是「自上而下」的設計。

例如如果我們現在要解決「價格問題」,該選擇哪個系統比較好呢?
這個答案我們在《五分鐘經濟學》的專欄裡已經反覆地為大家說明了,所以就不再贅述。

好,說完這三個關於演化論的概念,我們再回過頭來回答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總選不出一個好的執政者?」

原因很間單,因為「好的執政者」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不存在的原因是因為「演化的社會不需要設計者」。

而我們之所以總是被這個問題困擾,質疑「某某某上台了之後,為什麼社會也沒有變得比較好?」
其實就是因為「救世主迷思」,或者說是「設計論迷思」在作祟。

「救世主迷思」總會希望透過一個救世主、一個英雄,或是期待能有一個思慮周延,面面俱到的規劃或政策,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這種「救世主迷思」雖然發自於對於美好的嚮往,但往往會把人們帶到相反的地方去。
例如:「期待英雄,結果卻造成納粹」;「期待『均富』的計劃經濟,結果卻造成『均貧』的全面潰敗」。

根據「演化論」的想法,我們「不需要」去相信一個「不存在的設計者」會改變這個世界,只需要像生物的演化一樣,「傳承」、「交流繁衍」,持續「隨機式的突變創新」,社會就會「自下而上」的發生改變。

破除這種「救世主的迷思」,捨棄這種「期待選出一位新的執政者,就能改變社會」的想法,改以「自下而上的『演化論』角度」來思考社會變革,就是今天的知識重點。

以上,就是本週的《發現新視界》,每週與你分享一個看待世界的新觀點。
如果你喜歡這個專欄的內容,也歡迎你幫忙分享。

今天就到這裡,我們下週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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