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解讀詩經(上)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是《論語》中為人熟知的句子,講的是「詩」在生活中的作用。

孔子還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思無邪」,這是多大的讚美!是最純淨的思想,加上「可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還可以「識鳥獸草木之名」,足以為萬事之準則。

所以孔子才說「不學詩,無以言。」

也正因此,在學生時代,我們多半因為這些「聖人之言」,而對詩抱持著一種美好的憧憬。
畢竟,老師是這麼教的,書上是這麼寫的,連孔子都是這麼說的,那還能有錯嗎?

近代的幽默大師 林語堂先生曾對詩有這麼一番見解,認為「詩歌是中國人的宗教」,認為詩歌總是能起到「陶冶性情、排憂解悶」的作用。

所以,彷彿只要徜徉在浩瀚的詩歌之海,那文辭的魅力就會回過頭來浸潤人心,使人陶醉在真善美裡,進而洗去污穢,臻至完美。

但是,孔子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或者說孔子說的「詩」,和後世說的「詩」真的是同樣的意思嗎?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回到《論語》看看。
「不學詩,無以言」其實只說了一半,下半句是「不學禮,無以立」。
「不學習《詩經》,無法在朝廷或外交場合與人應對」;「不學習《禮》,無法在朝廷或社會上立足」。

從這兩句話來看,《詩經》和《禮》的作用就是「社交規則」,或者說是「政治法則」。

在傳統儒家思維裡,理想中的知識份子,首先應是個「政治人」,然後才是個「文人」。
所以孔子才說:「出則孝,入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這是作為首要具備的「政治人」部分;
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才是次要的「文人」部分。

這裡或許需要稍作一點解釋,為何「出則孝,入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是一種「政治法則」?

普遍的觀念認為「出則孝,入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是做人處世之道,是一種「個人修為」。
但其實這是以今天的角度,或者該說是以「戰國以後」的角度來看待這句話的誤解。

我們都知道周代是一個「封建國家」,以「宗法制度」為最高指導原則。
什麼叫封建?什麼叫宗法?簡單來說就是「大家其實都是親戚」,而且親戚之間遵循著一套「家法」。

例如《左傳》裡就有這麼一則記載:

「蔡國為國君蔡平公舉行葬禮,而繼位的太子朱在葬禮儀式上站錯了位子,站到了稍微靠後的『卑位』上。

而魯國派去參加葬禮的大夫回國之後將這件事告訴叔孫昭子,昭子嘆氣著說:『蔡國大概要滅亡了吧!就算不亡國,這個新國君也一定不得善終。

《詩經》裡不是說:『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嗎?所以新國君剛剛繼任就站到卑位上,自然是保不住王位了。」

果然後來這位太子朱丟了王位,逃亡到國外去了。

昭子的這個說法在現代人看來,無非是一種迂腐。
但是在當時的人眼裡,這些思想就是判斷事情的對錯的唯一法則。

要知道,「周禮」的一大核心就是「嫡庶之分」,而嫡庶一但出現排序問題,往往就預示著家族或國家的動亂。
只要排序稍有變化,各種猜測便會鋪天蓋地而來,野心也自然會在底下暗潮洶湧了。

這也就是為何現代看起來是個人、家庭的準則,在周代代表的其實是「政治法則」的原因。
而昭子引用《詩經》作為推測依據,也是因為《詩經》在正統儒家思維裡的作用,並非是為了發揮文采,而是作為一個行為標準。

也就是說「《詩經》裡的詩並不是一種藝術創作」,而是一種「輔助教化的工具」。

但在經過千百年的時光流轉,如今人們對古典詩歌的印象,大概不離李白、杜甫,和蘇軾這三座文學上的高山,分別代表了浪漫派、寫實派,與豪放派的巔峰。

我們當然無法忽略他們那在文壇上綻放千年的耀眼光輝,只是若以正統儒家的「詩」的角度來說,文學價值從來都是副產品。
這些以「詩禮傳家」的正統儒家君子們,他們期盼的是絕不會希望透過詩歌將自家子弟培養成李、杜、蘇那樣的詩人。

詩在正統儒家思維裡,一言以敝之:「不是放縱,而是約束。」
所以自然不會是「會須一飲三百杯」,也不會是「酒債尋常行處有」,更不會是「夜飲東坡醒復醉」。

加上後來的詩除了有「形式上的韻律感」、「內容上的朦朧感」之外,還具備了「與日常語言劃清界線」的緣故,使得詩歌活動的參與者得以跳脫出現實生活,體驗到一種「感覺與經驗」之外的舒緩與釋放。
彷彿受到了催眠,漸漸地走進詩人搭造的夢裡,使精神與文字產生共振,讓情緒發出巨大的迴響,逼著你直視那內心深處的慾望。

所以,簡單來說,原始詩歌的本質不是藝術,而是一種更接近「巫術」的存在。
也正因為這種「宗教性的神秘體驗」太容易使人瘋狂、著迷,所以當敏銳者看出這種潛在的危害,總不免會憂心地提出忠告。

例如南北朝時期的顏之推在其著名的《顏氏家訓》裡,就以近乎危言聳聽的口吻論述文學的危害。
認為文學創作雖然能宣洩一個人的才思和性情,但也很容易使人「進入一種自我膨脹的精神狀態」,性格變得浮誇,做事流於輕率。
往往若是一個典故用得精妙,一句詩文寫得精彩,便足以使他們神采飛揚、目空一切,進入自我的真空,忘情地自吟自賞。

顏之推說的這種狀態,在現代的諸多詩人,或是自認為骨子裡流著詩人血液的文藝青年仍舊屢見不鮮。
當然李白、杜甫、蘇軾這些大詩人們也都可以對號入座。

作為一介凡人,出於對李、杜、蘇這種絕世天才的仰慕,自然是可以無視他們的不羈,原諒他們的叛逆。
只是這世上更多的卻是「徒有李、杜、蘇之性情,但缺李、杜、蘇之才華」的人們。

例如顏之推還舉過這麼一則故事,說:

「在北齊時候的并州有個士族,喜歡寫一些粗鄙可笑的詩賦而不自知。
旁人一起聯手要來嘲弄他,便虛情假意地稱讚他的詩賦,讓這個士族信以為真。

後來這個士族還打算大擺宴席,做一場詩賦發表會。
但他的妻子其實明白丈夫的斤兩,所以就哭著勸他不要這樣丟人現眼。

結果這個士族卻仰天長嘆說:
『啊!連我的妻子都容不得我的才華,更何況是陌生人呢!」
就這樣,這個士族至死都不曾覺悟,後來還被收錄在馮夢龍的《古今談概》的「苦海篇」裡,作為一則笑話。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裡,後面的內容就留到下次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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